镇邦街是汕头埠最早的商业步行街，据1995年出版的《汕头市地名志》记载：“镇邦街，东北往西南走向，东北与安平路接口，西南止于德兴路，与镇邦路相接，全长400余米。”在这条狭长的小路上，藏有一处上世纪三十年代红色革命的遗址——隐秘的镇邦街7号。当年的镇邦街7号，不断向中央苏区运输物资、传递情报和护送干部，是举足轻重的红色交通站。
上世纪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日益严重，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越来越重要，但也更加艰难。1930年6月，红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卢肇西从福建经汕头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要想打破封锁，需要另辟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线，方便传送情报和军需、民用物资。卢肇西当时乔装打扮，很顺利地从福建到达上海。于是，党中央便根据卢肇西走的这条路线，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秘密交通线。
这条线路以水路为主，迂回曲折，有利条件较多，特别是香港、汕头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易于大家乔装往来；此外，潮汕地区革命较早，有国民革命两次东征，“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群众基础较好，易于秘密隐蔽。因此，周恩来亲自选点、布点，经过缜密分析，确定汕头作为这条交通线上重要的枢纽站。
交通站的设立是隐秘的，需要一个身份用以掩护，开商铺是较好的选择。当时中央秘书处外交工作负责人黄玠然有亲戚在上海中法药房工作，交通局副局长陈刚便借此关系联系安排药房在汕头设立分号。当时上海的药房总号只要求汕头分号要从总号选购药材，以此谋利，分行其他的运作他们均不参与。这种模式正中陈刚的下怀，交通站的设立不易暴露。于是，1930年10月“中法西药行分号”在汕头设立，作为交通局直属交通站，共有3座平房，占地面积390平方米。
交通站担负着特殊的任务，当时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了巩固、发展和扩大苏区和红军，要把大部分干部调到苏区去，而汕头交通站是专门负责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当时经汕头前往的有任弼时、刘伯承、 叶剑英、项英、左权、徐特立、邓发、张爱萍、肖劲光、伍修权等100多人。此外，由于当时苏区位于山区，山区地寒，食盐、衣物都是稀缺物资，更别说电讯、印刷、军械器材等军用物资。这些物资便是通过交通站转运往苏区，为土地革命战争做出了特殊贡献。
汕头所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汕头交通站既是承上接下的中转站，又是内地交通始发站，许多物资要在这里转运，许多人员要从这里经过。为预防万一，做好两手准备，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一个绝密备用站。后来的事实证明，两手准备高度体现了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
1931年4月，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他在特科统管的就是交通，了解镇邦街7号的情况，为安全起见，这个交通站随即停止使用，由1931年2月已经建立的位于汕头海平路98号（现97号）的交通站承接“中法西药行分号”的交通站功能。
虽然这个交通站只运行了半年左右，但它完成了革命使命，即使停止使用，为了不暴露目标依旧维持药行的一般业务，为中央赚取经费。直至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前后才撤销了药房。
现在的镇邦街7号
2015年，镇邦街7号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根据省专家组的研究认为，虽然交通站的旧址标记为镇邦街7号，但是当年交通站的旧址应该是包括现在镇邦街7号、5号、3号及后面的镇邦一横11号之一。当年交通站的三座平房中，前面的两座已于1995年改建为3至5层框架结构的楼房，只有后面的一座仍保留。
在小公园开埠区闲逛的时候，如果不是有指示牌加以说明，很难将这一座建筑与红色交通站结合起来。对比早几年，铺满青苔的墙面和破落的门窗，经过修缮之后的交通站稍显生机。即使现在空置着，镇邦街7号的历史记忆却不容抹去。她以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为汕头本土影视创作提供了生动的素材。2020年，根据汕头红色题材创作的电影剧本《镇邦街7号》参与“重影杯”第十一届重庆市电影剧本征集评选活动，《镇邦街7号》从收到的239部应征作品中入围， 在终评的16部作品中获提名奖。据第一作者蔡少铭介绍，《镇邦街7号》是汕头红色题材，以1930年秋镇邦街7号开设“中法西药行分号”作为秘密交通站、同一时间地方志记载汕头爆发霍乱为时代背景，讲述众人为保卫交通站前赴后继的动人故事。
镇邦街7号这一革命旧址对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奋斗历程，中国隐秘战线的特殊斗争形式，以及秘密交通线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等革命历史具有重要价值。时间斑驳了交通站建成之初的模样，然而，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没有随时间消逝，而是镌刻在了建筑中，被人们传颂缅怀。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向前。